摘要
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是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城市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现代化人民城市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重要论述的标识性概念，展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城市实践形态，勾勒出“六位一体”的城市现代化图景，体现了现代化与人民性高度统一的城市发展范式。与西方现代化的城市发展有着根本不同，现代化人民城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而非以逐利为中心的资本逻辑，主张系统协同的生命体治理而非单向扩张的短视性增长，蕴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一元思维，采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共建共治共享而非由资本掌控的形式化低效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系统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构建城市生命体发展模式，强化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制度保障。
作者简介
施志源，福建泉州人，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从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研究；景池，甘肃平凉人，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城市是国家现代化的战略阵地、人民幸福生活的空间载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城市建设规律，推动新时代城市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2025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我国城市发展历史方位作出了新的重大判断，即“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党创造性提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征程上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了时代蓝图，提供了方向指引。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时代出场，既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推动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主动，也标识着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那么，对于现代化人民城市，如何准确理解其科学内涵？较之于西方现代化的城市发展范式，现代化人民城市内蕴何种特质？我国又该如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并为其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回答这些问题，有利于推进党的城市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科学把握未来城市工作的基本方向和工作重点，进而在实践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现代化新道路。
现代化人民城市是对人民城市的概念延伸、内涵拓展与价值升华。学界已有研究大多围绕着人民城市展开，相关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人民城市的科学内涵，认为“人民城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在城市维度的体现，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城市维度的实践，是中国之治在城市维度的表达”。二是关于人民城市的生成逻辑与发展历程，认为人民城市是在新发展阶段对中国特色城市发展规律的时代总结、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中国特色城市发展的理论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实践引领中形成，经历了从“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过程。三是关于人民城市的显著特质与实践逻辑，认为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是人民城市与西方资本主义城市化的最大区别，努力回应人民需求、维护人民利益、实现人民价值和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城市的实践逻辑。整体而言，关于人民城市的理论成果已较为丰富，但从现代化与人民性的关系视角探讨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研究成果较为鲜见。为此，本文尝试以辩证思维解码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科学内涵、以中西比较揭示现代化人民城市的鲜明特质、以多重面向谋划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建设路径，以期助推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后续研究与实践探索。
二、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科学内涵
现代化人民城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重要论述的标识性概念，既展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城市实践形态，也擘画了集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为一体的城市现代化图景。现代化与人民性作为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本质属性，高度统一于人民城市的现代化实践。
（一）现代化人民城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城市实践形态
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一贯坚持的价值原则。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做好城市工作，要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兰州考察时强调“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建设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人民群众生活更幸福”；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2025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这一系列重要论述，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城市实践中的理念反映。换言之，现代化人民城市也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城市实践形态，内在规定着现代化人民城市人民建、为人民、人民评的根本要求。
现代化人民城市人民建。在马克思看来，“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的主体性存在之于历史实践具有决定性意义。作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城市实践形态，现代化人民城市并非外在于人的独立客体，而是人民能动创造的时代产物。其中，人民作为城市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精神文化的生产者，通过劳动生产推动城市经济繁荣与文化发展，为城市建设提供物质前提、赋予精神内涵。正是在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有力推动下，“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城市发展能级、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宜业宜居水平、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水平、生态环境质量大幅提升”。
现代化人民城市为人民。实现城市建设中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的价值准则。1948年 4月 8日，毛泽东在《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中提出：“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在 1957年 4月召开的西安干部报告会上，邓小平强调“我们的建设工作应该面对群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1987年1月 12日，江泽民在《人民政府要为人民办实事》一文中指出：“努力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尽快改变上海的面貌和市民生活环境，迅速扭转目前这一严峻局势，是一项重大迫切、艰巨的任务，也是上海人民的强烈愿望。”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2021年7月，习近平在西藏考察时强调，“城市的核心是人”。这不仅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的根本立场，更为破解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矛盾提供了行动指南。
现代化人民城市人民评。人民既是城市空间的生产者，也是城市建设成效的评判者。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本质是人的城市，其价值取向在于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求，而这种需求的满足程度，唯有作为主体的人民才最具发言权。习近平指出：“城市工作做得好不好，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是重要评判标准。”要言之，人民的真实感受是检验城市现代化发展成效的试金石。只有坚持人民评判标准，将城市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衡量城市建设成效的核心指标，城市现代化才能迸发出持久的生命力。
（二）现代化人民城市是“六位一体”的城市现代化图景
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系统确立了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目标体系，进一步丰富了人民城市在现代化维度上的思想内涵。可以说，现代化人民城市形塑了“六位一体”的城市现代化图景，“六位一体”的城市现代化图景则锚定了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内涵聚焦点。
一是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创新是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是城市活力的表征。创新城市旨在通过理念、技术与制度创新实现动能转换，激发城市发展活力，解决产业升级滞后、就业质量不高等现实难题。二是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宜居是城市现代化的关键指标，也是现代化人民城市的重要关切。宜居城市的关键在于以人为本的空间规划与服务供给，实现城市空间正义和品质提升。三是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绿色低碳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特征，也是检验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中可持续性与人民性有机统一的重要标尺。美丽城市本质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四是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在气候变化加剧、公共卫生事件频发、经济波动常态化的当下，传统城市基础设施与治理模式已难以招架复杂风险的冲击，增强城市韧性由此成为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核心议题。韧性城市建设意在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生物安全、减灾防涝、经济波动等多重风险挑战，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抗风险能力、社会系统自我修复力与制度预警响应效能。五是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当前，城市化进程加速带来人口高度集聚与陌生人社会形成，传统熟人社会的道德约束机制弱化，物质生活水平提升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同步的矛盾日益凸显，亟须通过崇德向善的城市文明建设培育社会新风尚。文明城市建设的核心在于将道德滋养融入城市肌理，发挥好道德与法治在现代化人民城市治理中“一体两翼”的支撑保障作用，促进共建共治共享成为文明城市建设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与此同时，要让城市成为文脉赓续的活载体、传承场，形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繁荣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新气象。六是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建设是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技术为重要支撑、伦理为价值底线，依托数智技术打通治理末梢、整合服务资源，精准响应需求、智能优化流程，最终实现治理效能与民生体验双重提升的城市治理新形态。
如果把现代化人民城市喻为一台机器，那么创新、宜居、绿色、韧性、文明、智慧的城市即为其构成元素。各元素之间并非机械独立，而是相互影响、彼此协同。其中，创新是核心动力，为宜居、绿色、韧性、文明、智慧的城市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宜居是基础目标，体现城市温度，支撑创新活力与绿色低碳发展。绿色低碳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底色，贯穿于创新、宜居、韧性、文明、智慧的城市建设过程始终。韧性是安全保障，增强城市风险应对能力，守护创新、宜居与文明成果。文明是精神内核，提升市民素质，为创新、宜居、绿色、韧性的城市建设注入价值导向。智慧是治理手段，以数智技术赋能城市全领域，提升创新效率、宜居水平、绿色管理、城市韧性和文明程度，实现“最大限度地‘益智’社会”。上述六者统一于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根本目标，共同展陈了“六位一体”的城市现代化图景。
（三）现代化人民城市是现代化与人民性高度统一的城市发展范式
现代化与人民性既是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本质属性，也是蕴含其中的一对张力范畴。其中，现代化代表着生产力发展、技术进步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客观进程，而人民性指向人的主体地位、价值实现与社会公平正义的主体向度。二者看似分属不同范畴，实则构成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其中，现代化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与技术条件，人民性则赋予现代化进程以价值导向与社会目的。二者共同标识着现代化人民城市发展范式的规定性。
一方面，现代化是人民性实现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条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深度融合，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的广泛渗透重构了社会连接方式，让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触达个体。物质条件的系统性积累与技术手段的创新性突破，共同构成了人民性在现代化人民城市中实现的客观条件。可以说，没有现代化带来的生产力解放，人的全面发展就失去了现实根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也自然成为空中楼阁。另一方面，人民性赋予现代化进程以价值导向和社会目的。其一，人民性为城市现代化进程锚定了价值坐标。一旦脱离人的主体性，现代化便极易异化为技术操控或资本主导的虚假图景。而作为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本质属性，人民性从根本上引领着现代化的前行方向。细而论之，在分配领域，人民性确保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避免技术进步衍生数字鸿沟；在治理层面，人民性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让城市规划与政策制定更加民主；在文化维度，人民性守护着人们的精神家园，抵御全球化浪潮中可能出现的文化同质化现象。要言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不仅能及时矫正现代化可能跑偏的异化倾向，更通过民主协商等机制，将冰冷的技术理性转化为温暖的人文关怀，让城市真正成为能够诗意栖居的生活共同体。其二，人民性为城市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明确的社会目的，要求城市现代化致力于培育具有共同情感联结的现代市民，通过保护历史文脉、营造公共空间等方式，将城市建设转化为增强社会凝聚力、塑造集体记忆的过程，最终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本质回归。
综上所述，现代化与人民性高度统一于现代化人民城市之中。现代化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的客观进程，为人民性的实现提供物质条件与技术支撑；人民性则作为价值理性的核心维度，为现代化矫正发展方向、注入人文气息。进一步而言，城市作为文明的容器，其现代化程度越高，就越需要人民性的价值校准；而人民性的实现程度，又反过来检验着现代化的历史深度。现代化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与西方现代化中技术理性对人文价值的殖民有着根本不同，本质地彰显了现代化人民城市实践的核心生命力。正是在此意义上，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实践，为全球城市发展提供了兼具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中国方案，开创了人类城市文明新形态。
三、现代化人民城市的鲜明特质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在城市领域的具象表达，现代化人民城市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质，在逻辑立场、发展方向、生态理念、治理模式上本质地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城市发展范式。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而非以逐利为中心的资本逻辑
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根本价值逻辑，并非孤立的理念宣导，而是系统性贯穿于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六大核心维度的内在主线。具体而言，现代化人民城市以人民生产生活需求为创新导向，通过精准发掘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铺陈靶点式创新，为实现便民惠民赋能增效；以人民满意度为空间营造准则，通过15分钟社区生活圈、居民主导的老旧小区改造等精细化举措，将城市转化为承载人民美好生活的宜居空间；通过城市公园功能布局、垃圾分类等融合生态价值与民生价值，达成生态美与生活美双赢；以人民损失最小化为准则构建城市风险防控体系，保障人民财产安全；通过公共文化场馆惠民服务、社区文化活动等，以参与式建设凝聚共识、滋养精神，满足群众对精神文化的现实需要；依托政务“一网通办”、智慧交通便民功能、智慧养老安全保障，以便民惠民为锚点，确保数字化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可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贯穿六大维度的价值红线，赋予城市创新民生温度、宜居人本精度、美丽惠民深度、韧性守护力度、文明参与广度、智慧便民效度，推动各维度协同发力，既回应人民多元需求，又契合城市发展规律，达成城市发展与人民利益的同频共振、双向赋能。
尽管西方现代化的城市发展凭借先发优势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搭建等方面积累了不少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但因其深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以逐利为中心的资本逻辑几乎贯穿城市空间生产的全过程。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资本主义空间形态展开激烈批判，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微观空间区隔化、中观空间断裂化、宏观空间对抗化的资本动因”。与之不谋而合的是，法国城市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指出：“日常生活与城市，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产品和生产，通过这两者而占据着一个空间，而反过来也是如此。”他通过阐发空间的关系属性，进一步阐明了都市空间生产语境中的主体异化逻辑。从实践效应来看，西方现代化的城市发展范式虽在短期内拉动了GDP增长，但埋下空间异化的风险隐患，如曼哈顿摩天大楼群以金融资本密度定义城市天际线、巴黎郊区城市化洼地因缺乏资本注入而沦为公共服务荒漠等一系列城市治理乱象频频出现。这正是资本主导的空间生产不断制造“中心—边缘”社会割裂的恶果，城市居民的公共权利也因此逐渐被消费主义所蚕食。总之，西方城市现代化基于资本逻辑的逐利性发展，注定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相悖而行。
上述两者的本质分野在于价值导向的根本差异。现代化人民城市以人民性为价值原点，将空间生产视为满足人的需求之载体，通过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建设和治理，实现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有机统一。而西方现代化的城市发展则脱离人的尺度，使空间彻底沦为资本的附庸。事实证明，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才能矫正资本的逐利性，使城市走上高质量发展的正轨。
（二）主张系统协同的“生命体”治理而非单向扩张的短视性增长
现代化人民城市主张系统协同的“生命体”治理，强调跳出单一维度的线性思维，以系统观念处理城市工作中的复杂关系。这一点在新时代以来的两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均有体现。2015年12月，第一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五大统筹”，即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五大统筹”的提出，标志着中央对城市的生命体特质与系统性特征的认识实现了跃升。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将系统协同的生命体治理上升为城市工作的根本方法论，标志着党对城市发展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从“五大统筹”到“更加注重统筹协调”，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城市视为生命体系统谋划，以破解城市发展与保护、效率与公平、规模与品质的内在矛盾。现代化人民城市系统协同的生命体治理，推动城市发展超越了重扩张轻内涵的传统模式，让城市在有机生长中始终承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伴随着工业化时期的快速崛起，西方城市规划让渡于资本逻辑，生态保护、社会公平等长远价值一度被排挤至政治决策的边缘。譬如，私人汽车的快速普及、高速公路的大量建设、郊区低税率的吸引和信息技术的发达，使美国出现了城市蔓延现象。这种发展模式存在着土地低效利用的问题，并给城市经济社会及资源环境等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西方城市现代化的深层矛盾，本质是资本逻辑与城市公共属性的根本对立，在增长优先的单一目标下，城市治理沦为资本游说的竞技场，既无法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协同发展，更难以维护城市居民的长远利益。这与中国式现代化“统筹兼顾”的有机系统思维形成鲜明对比。一言以蔽之，只有通过统筹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短期效益与长期发展、局部优化与整体提升，才能构建更具韧性的城市发展生态，也只有将系统观念贯穿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始终，才能避免重经济轻民生的失衡，防止顾眼前忘长远的短视，为破解城市发展中的复杂矛盾提供更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三）蕴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一元思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智慧，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所特有的文化根基”，这也内在规定了现代化人民城市区别于西方城市现代化的深层生态哲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两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同中华文明中的生态智慧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自然观，超越了西方将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认知窠臼。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城市现代化，要求摒弃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逻辑，将城市视为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根本上重塑人、城市与自然的关系范式。30多年前，习近平就提出要树立生态城市的理念，指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文明的城市，它的标志就是要绿树成荫”。新时代以来，我国城市发展掀起了一场深刻的生态革命，打造出了诸多生态城市样本。如近年来杭州市大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初步探索出垃圾分类的“杭州模式”，“通过创建星级达人品牌、打造垃圾分类宣讲团队和基地、承办全民活动等方式，助推杭州市形成垃圾分类文明新风尚。截至 2023年底，杭州市开展垃圾分类建制村达 1880个，完成 174个浙江省高标准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创建”。又如，自 1988年习近平创造性提出筼筜湖综合治理理念，厦门市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上累计投入 1056亿元，以筼筜湖综合治理为示范引领，生动证明了“碧海银滩也是金山银山”。
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城市现代化进程始终被人类中心主义哲学观所主导，将自然异化为可量化、可掠夺的资源集合体，虽然创造了远超传统社会的物质财富，构建了高度发达的工业体系与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资本逐利无限性与生态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却愈发对立。近年来欧盟通过出台绿色新政、碳排放交易体系等政策企图缓解生态危机，但此类技术修补式治理仍局限于市场机制框架内的边际调整，未能触及增长优先于生态的底层逻辑，导致生态危机呈现短暂缓解与反复循环困境。
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生态实践打破了传统发展模式中环境成本与经济收益的割裂状态，将生态资本纳入城市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体系；通过设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绿色产业培育政策、碳交易制度等，使生态保护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非外部约束。这不仅从根本上避免了西方传统工业文明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依赖，更创造出生态赋能型的新增长极，并通过生态城市建设的制度创新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超越环保与发展二元对立的中国经验。
（四）采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共建共治共享而非由资本掌控的形式化低效治理
现代化人民城市采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共建共治共享，主张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根基，强调治理过程必须体现人民意志、吸纳人民智慧、保障人民权益，将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贯穿城市治理全周期，使人民从治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构建起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城市治理共同体。从运行机制来看，现代化人民城市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共建共治共享，通过构建多层级、多维度的协商对话平台，有效打破治理主体间的壁垒，让政府、市场、社会等不同力量在平等对话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既避免了单一主体决策的片面性，又克服了多元主体博弈的无序性。具体来讲，在治理议题设置环节，现代化人民城市以常态化的民意征集机制，将分散的个体诉求转化为系统性的治理议题；在决策制定环节，依托专业论证与民主协商的双重保障，确保政策既符合客观规律又契合群众期待；在执行监督环节，通过透明化的过程公开与反馈机制，让治理成效接受人民检验并持续优化，推动城市发展的红利惠及全体人民。
尽管当代西方城市民主治理的模式对于我国有借鉴意义，但需警惕的是，西方城市现代化深陷形式民主的制度窘境，在资本俘获下呈现出形式化低效的治理特征。即城市治理的决策往往被资本利益集团所裹挟，看似追求投票权上的公平、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原则，实则通过特定的政治和经济手段为资本寡头谋求利益，公众诉求难以得到有效回应。这也是西方城市治理过程中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根本原因。正如有学者所指，西方决策“注重形式上的公平导致决策时间冗长，容易失去决策最佳时机”。
现代化人民城市通过搭建常态化对话平台，让不同群体的诉求在平等对话中达成共识，既避免了资本掌控的形式民主治理的片面性，又克服了“多数决”可能引发的群体对立。其更深层的理论优势体现于对民主与治理效能关系的重塑。在代议制下，政党博弈常将城市议题意识形态化，导致决策短视化和政策摇摆，这与城市治理需要的连续性、稳定性形成根本冲突。而现代化人民城市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共建共治共享，则依托党组织的统筹协调功能，将分散的民意凝聚为治理合力。两相比较之下，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治理模式更具韧性与效能。
四、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建设路向
2025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正式印发，明确了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基本原则、目标要求、主题主线、重要抓手，重点围绕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七个方面的中心任务进行了系统部署。这为我国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提供了实践遵循。
（一）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全面领导
城市治理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重维度，面临多元利益协调、短期与长期目标平衡等复杂挑战。历史与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有效应对城市治理风险挑战的根本政治保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旨在将党的领导贯穿于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的各领域、各环节、各层级，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治理格局。这意味着党不仅要把握城市发展的政治方向，确保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始终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还要通过科学决策引领城市功能升级，从战略层面统筹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赓续、治理增效等多重任务。具体可从三个维度协同发力。一是强化政治引领，完善党委领导城市工作的制度体系，将党的主张转化为城市治理的具体政策，通过定期研究城市发展重大问题、制定科学规划，确保城市建设方向不偏移。二是健全组织体系，推动党组织向城市治理末梢延伸，在商圈、楼宇、园区等新兴领域以及近年来涌现的新就业群体中建立功能型党组织，形成党建引领、网格治理、多方参与的基层城市治理格局，让党的工作覆盖城市每一个角落。三是提升治理能力，加强城市工作干部队伍建设，培养既懂党建又懂城市规划、生态治理等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同时通过数字赋能构建智慧党建平台，实现党组织对城市运行状态的精准感知和快速响应，以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党的领导落地见效。
（二）系统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
合理的城市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空间骨架，能够通过城市群提升供应链韧性、借城镇化扩大内需、靠城乡融合激活乡村振兴动能。系统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重点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所谓“组团式、网络化”布局，即依托中心城市辐射，形成以“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为纵轴、大中小城市协调联动与城乡深度融合为横轴的跨地区、多中心、多层级网络型城市区域格局。推动城市群和都市圈组团式、网络化，要求打破传统“摊大饼”式发展，以中心城市为枢纽，通过完善交通网络和产业协作机制，推动周边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功能互补、资源共享、空间联动；建立跨区域协调治理平台，统筹生态保护、公共服务等领域规划，破解行政壁垒制约，实现城市群和都市圈整体效能提升。二是增强特大超大城市综合竞争力。锚定城市发展的功能定位，科学规划控制城市规模，有序疏解非核心功能，避免资源错配与“大城市病”；加强部分城市强化全球高端要素配置能力，如在人才资源配置方面，可通过“加速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完善数字化人才引培和企业支持体系，促进数据跨区域流动与配置，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增效”；联动培育省域副中心城市，创新构建“核心城市疏解 +副中心承接”的产业链协作机制。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原则，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依据资源禀赋与区位条件精准定位县城功能，避免同质化发展，让县城特色优势充分彰显；聚焦基础设施补短板与公共服务提质量，推动教育、医疗等资源向县城倾斜，增强县城对人口的吸引力和承载力；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机制，引导城市资本、技术等要素有序流入县城，激活县域经济活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同构建城乡生命共同体，实现城乡共生共荣。
（三）构建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生命体”发展模式
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生命体”发展模式，是将城市视为具有自我调节、动态平衡、持续进化特征的有机整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蕴含的城市生命体论，从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的视角，更加完整、更加系统、更加全面地来认识和把握现代城市”，这就内在要求我们要在实践中相应地构建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生命体”发展模式。一是在系统协同层面，应建立全域统筹的治理架构，打破行政壁垒与部门界限，构建跨领域、跨层级的协调机制。通过编制一体化发展规划，明确各系统功能定位与联动规则，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推动交通、能源、生态、公共服务等系统在空间布局、资源配置上的深度融合，确保各要素流转顺畅、功能互补，形成相互支撑、良性互动的有机整体，提升城市系统的整体效能与安全韧性。二是在民生导向层面，需贯彻落实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中提出的加强既有建筑改造利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整治改造等关乎人民群众切实利益的民生工程，同时完善民生工程的全周期管理，从规划设计到实施运营充分吸纳公众意见，通过建立反馈调整机制，确保城市服务供给与市民需求精准匹配，让城市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三是在科技赋能层面，要构建城市智能感知与协同管控平台，整合分散的信息资源，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与共享机制；构建城市生命数据库，建立城市运行的预警模型与智能决策系统，提升对城市复杂问题的预判能力与精准调控水平。
（四）强化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制度保障
强化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制度保障是应对城市治理复杂性的内在要求，旨在构建科学完备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保障体系，为城市生命体发展提供稳定支撑与动态调节能力。一方面，要着力强化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制度保障体系建设。制度保障体系的构建应以领导体制与工作机制为组织骨架，以政策与法律的联动协同为运行纽带，以政绩观引领与评价体系为导向标尺，共同创制保障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矩阵。尤其是要提升政策与法律的协同性与执行力，建立政策或者法律出台前的合规性审查与协同性评估机制，在填补制度空白的同时要着力避免城市建设各项制度之间的冲突，同时通过标准化建设、流程优化提升执行效能，确保制度安排落地见效。另一方面，要建立过程督导、绩效评价、动态调整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制度闭环。将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赓续、治理增效等内涵指标纳入城市建设绩效评价框架，将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等指标权重制度化，以更好推动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制度运行，关键在于形成动态调适能力，相关的制度设计应当有效回应城市空间布局、环境治理、资源约束、生物安全等现实难题，让制度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制度建设中，领导体制需随城市发展阶段动态优化权责配置，政策协同要依实践反馈及时调整衔接方式，评价体系应随城市发展需求更新指标权重。唯此，才能实现制度效能最大化，为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提供持久稳定的制度动能，确保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在制度护航下行稳致远。
五、结语
现代化人民城市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全新的实践命题。其锚定以人民为中心这一价值内核，通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六位一体”的图景构建，打破了西方现代化城市发展的固有范式，彰显出中国城市内涵式发展的独特优势，构建了现代化与人民性高度统一的城市现代化新范式。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化发展，也为发展中国家推动城市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建设好现代化人民城市，应当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在优化城市体系、构建生命体发展模式以及强化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制度保障上下足功夫，让城市发展的每一步都踏在时代需求的节点上、落在群众期盼的实处里。
引自《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
